2002年以来，我国养猪业进入以规模饲养为突出特征的快速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疫病对猪群的危害日趋严重。现代兽医学研究表明，伪狂犬病、蓝耳病、口蹄疫、流行性腹泻、圆环病毒等病毒在猪群中广泛存在，“有猪的地方就有猪瘟”，这句话又表明猪瘟在中国猪群的广泛存在，因而就有了大量的混合感染，就有了猪病防控领域内“亚健康”、“亚临床”的新名词，就有了猪群“健康状况处于脆弱平衡”的平衡理论。显而易见，越来越多的疫病在威胁着猪群健康，越来越多的混合感染使得疫病对养猪业的危害程度日趋严重，只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猪场，混合感染的组合有所不同罢了。2006年后，面对疫病危害日益严重的局面，国家动员各路专家学者献计献策，先后采取了“强化畜牧部门”、“强化基层防疫队伍建设”、“强化财政投入”、“强化饲料、兽药等畜牧业投入品的生产经营管理”、“强制性计划免疫”等手段，期望扭转这种被动局面。然而，2011年进口150万吨猪肉的事实再次表明，巨大的社会投入效果并不理想，防控工作的基本思路需要反思。
一、集群饲养抑制了猪的天性为病原微生物的侵袭提供了方便
近30年我国养猪业或整个畜牧业最大的成果就是国家通过典型示范、加快相关行业发展等手段，引导农民逐步扭转猪的饲养方式，实现了散养到规模饲养的改变，在猪肉供应方面，告别了千家万户散养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局面，规模饲养猪场、养猪专业户遍布祖国的四面八方，极大地促进了配合饲料、浓缩饲料、预混料的运用，单头猪的育肥期由1年以上缩短至5个月左右，育肥猪料重比大幅度提高（由5∶1提高到3.5∶1），极大地提高了饲料资源的利用效率，保证了全国人民不断提高的肉食品需求。于此同时，也带动了种猪、现代化猪场设备、饲料和兽药等生产销售行业的发展，极大地节约了社会资源。同时也应看到，我国规模养猪是在“土地承包经营”背景下，广大农民在“发家致富”冲动下自觉模仿规模猪场的产物，受科技知识、土地供应、资金投入等因素的制约，这种自发行成的规模饲养猪场，多数带有随意性，土法上马、因陋就简的猪场建筑，以销定产、相对集中的猪场布局，“产供销一条龙”、“自繁自养”、“ 杜长大三元杂交”的模式，早期由于杂交母本含有相当比例的地方品种基因、集群规模较小、猪场相对较少，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随着集群规模的加大，猪场数量的增多，近交、回交、母本猪群的引进更新，其弊端日渐显露。这是因为规模饲养改变了猪的生活环境，并且猪场设计时考虑更多的是便于人对猪的管理、节约投资、快速生长、多长瘦肉、降低成本，新生活环境没有充分考虑或者根本就没有考虑猪的生物学特性和行为学特性，这种片面追求生产性能而忽略猪的生存需求的做法，是在削弱猪的环境适应能力和抗病力。例如被表厚度的下降，极大地削弱了猪对严寒环境的适应性，随之而来的是抗流感能力的下降，为猪流感的频繁发作埋下了伏笔。再如，春秋温度适宜期，断奶小猪强制性的快速生长降低了猪的抗病力，野外生存或散养条件下对猪不构成威胁的链球菌、附红细胞体就经常导致局部疫情。 极其突出的问题是规模饲养后猪群的集中之后，简陋或设计不合理的饲养环境为病原微生物在猪群内部的传播提供了方便，使得猪群呼吸道疫病危害日趋严重，成为提高饲养效率的“拦路虎”。其次，饲料质量的参差不齐、尤其是霉变饲料的危害使得个体体质下降，在导致消化道疾患危害加大的同时，也影响各种疫苗的免疫效果。其三，集中饲养后的打斗、蹭伤和蚊蝇危害，使得通过伤口感染的血源性疫病危害程度逐步上升。其四，恶化的生存环境的与多重感染的叠加效应，成为酷暑季节和冬春封闭状态下病原微生物侵袭的最佳时间段，也是猪群疫病高发的集中期。
二、品种雷同化为疫病危害的放大提供了基本条件
多数猪场、许多专业村和专业户，甚至几个县市区、许多省的猪群都是“杜长大三元杂交”的模式，标志着猪群品种的高度雷同化。在生物界，品种的雷同化可以使物种生存的能力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容易回忆的事件有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泡桐 “大袋蛾”，90年代的北京杨 “尺护”和2000年的苹果树 “椿象”灾害。同样，众多省份猪群全为“杜长大三元杂”的后代，会导致某些特定病原微生物引发猪群疫情的泛滥，2006年华东18省市的所谓“高热病”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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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全文刊于本杂志2012年11月刊，可从知网下载或向本刊订阅。
原创文章，作者：刘 少娟，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zgdwbj.com/archives/11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