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亥猪年已经谢幕,数千万与猪业相关的从业人员或悲或喜、或怨或恨、或恐或忧,亦都只能迈着沉重的步伐向昨天告别;而更多的人,可能涉及13亿的每一位中国人,只要稍加思索都会深切体会到猪与自己的日常生活乃至长远利益密不可分。[O_U user_role=”Administrator,Author,Contributor,Editor,Subscriber,Customer,Shop Manager” blocked_meassage=”请登录后继续浏览“]
尽管有无数理由可以怀疑,但主流经济社会只会接受政府统计部门的权威数据:2006年我国出栏上市商品生猪6.8亿多头,生产猪肉5197万t,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0.1%,年人均消耗猪肉39.6kg。过去的一年,如以每公斤猪肉比正常合理价格多涨4元/kg的保守算法,除了部分宗教信仰人群,粗略推演一下,每位中国人在猪肉消费项目下多付150元左右。经济学家们终于如愿以偿地看到,在非正常猪价的引领下,由食品价格唱主角的物价指数(CPI)急剧飚升,在极之片面、乃至歪曲事实的数据误导下,通货膨胀终于从虚假演变为现实;在有胆量就可以有话语权的环境下,在超级大国及金融大鳄的虎视耽耽下,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被大量掠夺。仅在养殖业范围内,几乎所有的原材料都在“成本说”的幌子下理直气壮地实现鲸吞壮举,使得一段时间内因病害造成猪源不足,供需失衡导致猪价上涨,变成成本上涨与猪源不足双重压力下的实实在在的猪价上涨。可以预料,短时间内,如不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很难看到猪价会有合理的回降空间。即使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传统农业大国正处转型期的今天,每位有良知的思考者应该再次深刻体会到先贤的教诲仍未过时:粮猪安天下。因此,面对依然十分严峻,且短期内难见有效控制端倪的猪病困扰,严肃、认真、客观、负责任地剖析近年,尤其是2006年以来,此起彼伏、反复无常的猪病真相及相关处理措施的得失,探讨中国猪业何去何从,是业内人士为养猪业早日复苏、为社会繁荣安定所肩负的不可推卸的神圣责任。
近年来猪病为何如此凶猛、反复无常?是天灾还是人祸,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但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有些问题业界已有定论,但更多的悬案仍有待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这两年猪业屡遭重创,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大方面:
1安全生产责任人制度成为掩盖猪病真相的原动力毫无疑问,自下而上的安全生产责任人制度,对约束各层次的管理者,保障社会运作安全有效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涉及相关责任人的切身利益,乃至影响到其终生仕途,重责之下为了自我保护,往往是单位首长的第一安全生产责任人只能运用手中的权力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此种现象在这两年的猪病问题上可说是从下而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猪病凶猛无比,死猪无数,早已导致市场供需失衡,但仍然上下各级心照不宣,概以“成本说”掩盖真相。数月前笔者出差某传统养猪大省,当地某著名晚报头版重要位置消息:肉联厂近日屠宰生猪已开始改变过去几个月来50￣60kg重中猪为主的情况,开始收到100kg的大猪,表明猪农已克服饲养成本提高带来的困难,猪肉供应可望逐步缓和紧张局面……。这种明目张胆欺骗公众社会的情况并不鲜见。既然没有猪病的“正规报告”,理所当然不必采取相应措施,任由猪病蔓延成为必然结果,误导社会、误导各级政府决策机构甚至国家领导人亦心安理得。此外,极力鼓吹“成本说”,不但可以将责任推给上帝——他有一只无形的手,猪价高是他造成的。还可以不遗余地积极争取二次分配纳税人的贡献——从各种补帖项目中各取所需,何乐而不为!笔者认为,一项重大社会管理制度本来可以发挥其确保一方平安的作用,然而,由于其功能无限外延,甚至在违反自然法则下强行实施,不但会对各级领导起到“逼良为娼”之效,还会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凭心而论,如果没有某些“强人所难”的制度约束,相信我们的行业管理者在这两年的猪病流行之时会做得更好,更不会为了向上交差而作出诸如“我们保证没有禽流感”之类违反科学的承诺。
2国家没有宣布为疫区什么事也不能做自2006年7月份起,笔者在多个省市奔走呼告,建议各级主管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拦截交通要道严控病猪在各地转运散播病原。但即使关系最好的领导层朋友亦只能摇头叹息:你是对的,但国家没有宣布为疫区,什么事都不能做,否则有违法嫌疑。直到2007年5月份,严格来说属于外行人士的某媒体记者在广东云浮思劳不小心发现了早已是不成秘密的秘密,才让有关主管部门不得不面对现实。但此时全国各地早已遭受狂风暴雨的袭击,整个行业只能用体无完肤来形容了。如果我们的主管部门没有那么多禁区,我们的领导没有那么多敏感的约束,相信举手之劳但却行之有效的病猪禁运措施早已实施,猪病风暴亦不致于如此迅猛席卷全国。相比之下,令笔者感到反差极大的是,去年10月初,笔者应邀再赴菲律宾作猪病控制之技术讲座,讲完课后才知道,听众席上除了该国各大猪场老板及技术主管外,还有该国农业部的畜牧、兽医、卫检及食品各部门的主管领导。不同国度之官僚文化差异可见一斑。
3主流派专家一系列的判断失误造成猪病失控毫无疑问,任何一位业内人士都不想看到猪病失控的情况发生,在疫病肆虐的日子里,相信行业高层管理者的压力会更大。然而,由于一系列的判断失误才会导致谁也不想看到,但却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从来没见过猪病如此凶猛、症状如此复杂、损失如此惨重,却又无法判断病因。在一片慌乱中,养猪人把一些田间临床症状描述用语作为疫病命名的依据,提出“无名高热”的概念,对基层兽医甚至没有专业背景的人士来说,用词不准确,本来无可厚非。然而我们的商家、专家、乃至政府主管部门却不加辨别,一概认同。终于很快在全国以讹传讹,使原本就较为复杂的病害更被“无名”之说蒙上一层阴影,令行业找不到方向。更有少数专家标新立异地指出诸如链球菌、大肠杆菌乃至非洲猪瘟等各种病原说,稍后,逼于种种压力,分子生物学家专家又提出“蓝耳病”说,证据确凿地表明找到“高致病性‘蓝耳病毒’变异株”、并以极快的速度开发为商品疫苗。然而,有目共睹的事实表明,良好的愿望并未能转化为现实。“高致病性”新疫苗并未对猪病控制起到任何有意义的帮助,恰恰相反,曾经遭受多次劫难而对该种疫苗存有戒心,不敢轻易使用的养户,却能躲过可能再次遭受的损失。早在今年初,笔者曾建议若干位顶级专家及行业高层领导到表观健康的猪群中分离“蓝耳病毒”相信定可得到想要的“变异株”。无情的事实再次表明,病毒的变异是生物界的家常便饭,只是我们的分子生物学专家在近年才掌握了PCR技术,而且仅仅能够看到病毒分子一级结构上的变异,理论上,发生在二级或三级结构上的变异会更频繁、更复杂,只是现时的手段仍无法明了而已。另一方面,我们的猪病早已不是单一病原感染所致,在复合、继发感染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去分离假设病原只能得到“瞎子摸象”的结论。少数“只为课题谋”的专家如果不跳出狭隘的圈子,要想对猪病控制有所作为实非易事。
4临床处理措施不当造成重大损失如前所述,由于业界对猪病的诸多判断失误,必然导致处理措施运用不当,并造成重大损失:
4.1滥用“蓝耳病”疫苗造成的损失如笔者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这两年损失的猪,60%以上归功于接种“蓝耳病”弱毒苗,有业内人士表示,这个数字太保守了。毋容赘述、农业部兽医局贾幼陵局长,去年6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猪业大会上郑重宣布,经严格攻毒试验证明在国内所能找到包括进口及国产的15种“蓝耳病”弱毒苗,对“高热病”没有任何效果。遗憾的是这个结论至今没有得到广泛的宣传。很多猪场还在商家的误导下盲目使用,灾难仍在不断发生。致于使用“蓝耳病”灭活苗造成的不良后果,远比当初设想的复杂得多,且愈来愈多的案件提醒业界同仁,如果不正视此类疫苗背后隐含的复杂因果关系,养猪业将很难走出困境。
4.2急性接种猪瘟疫苗造成的损失在生产第一线,经常见到有些疫病诊断人员剖检发现有猪瘟症状时(事实上未必为猪瘟),便根据过往的经验,给感染猪群急性接种8-10倍甚至更多的猪瘟疫苗,往往造成惨重损失。如前所述,由于现时猪群普遍处于免疫紊乱状态,当感染一种或多种病原时,体况更差,正常情况下可刺激机体产生免疫力的弱毒株,此时可能已成为可以致病的“强毒株”,超量注射造成母猪流产或生长猪死亡便不足为奇。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仅凭解剖症状判断很不可靠,现时的猪病症状已经达到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地步,因而更不应该对此类猪群急性接种任何疫苗。
4.3滥用抗生素及化学药物造成的损失这两年笔者几乎全副身心投入猪病控制现场,所见猪病绝大多数为病毒感染基础上的各种复继感染。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尚未有任何药物可以直接杀灭病毒。然而,在猪病现场,几乎每个人看到病猪,首先想到的是打什么针?这对免疫系统处于紊乱状态,而又可能感染了较强感冒病毒的猪来说无论母猪还是小猪倍量注射抗生素或化学药物的应激可能成为加速衰竭死亡的诱因。更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猪场临床兽医在使用抗生素类药物时,几乎不懂或没有考虑细菌类病原革兰氏属性的分类,很多情况下使用药物除了强加应激外,更可怕的是人为制造耐药机会。至于某些用心不良者,在“中草药”产品中超量添加违禁药物给猪场造成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笔者最近多次幸运地从使用“中药制剂”的猪群中发现了喹乙醇中毒案例。
针对这些问题,台湾与大陆的专家认为,要从源头上找到防治猪病的方法,建立科学的诊断与防治体系,用有效的疫苗新技术提高生猪免疫力,控制甚至根除猪病泛滥。对于如何解决猪病问题,专家献计献策。中国健康养殖协会会长吕灏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养殖业在养殖观念与方式上存在许多误区,出现猪病后主要使用大量药物,以致后患无穷,应树立健康养殖观念,在防病治病中运用疫苗新技术。邱云棕教授分析当前两岸复杂猪病后认为,诊断与防治是当前解决猪病的有效途径。他建议:一是要建立完整的疾病诊断系统,以病理学诊断配合病因鉴定分析。二是研发新型亚单疫苗。经过多年来使用传统活毒疫苗发现效果不显著且有一些副作用,因此开发不具副作用、可引发良好中合抗体及细胞免疫的基因工程亚单疫苗,乃是当务之急。三是依据疫情及病理病变建立一套实用免疫计划。四是教育农民避免药物过度滥用造成抗药新菌产生,应以诊断为根据、对症下药、适时适用。五是加强饲养管理、自卫防疫及饲料营养的养猪观念。要了解自己疫病症结,取西方之长融合已有优良实用特色,以解决目前疾病造成的困境。针对目前存在的猪病现状,两岸专家共同呼吁:加速疫苗新技术引进与推广应用,提高生猪的免疫力,从源头上防治是有效之策。政府应该在政策、资金、人才、推广上给以大力支持,加速引进疫苗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以便尽快破解近年来出现的猪病疫情。两岸专家研讨应用疫苗新技术破解猪病难题结果与临床判断相符),即使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兽医亦很难准确判断此类偷梁换柱产品的真正为害所在。近段时间笔者收到多宗较为细致的田间观察结果:在疑似感染流感病毒的母猪群中,通过饲料投喂100￣300mg/kg利巴韦林,3￣5d内造成母猪批量死亡。无数案例表明,滥用药物是造成猪群损失的重要因素。
4.4猪场业主恐慌造成的损失这两年的猪病多因如上所述的原因处理不当造成重大损失,在猪场业主的心中留下沉重的阴影,因而很多情况下,一旦发生猪群出现不良症状,为了减少损失,便在恐慌心理支配下淘汰出售。此类损失不在少数。事实上,这两年很多猪场是遭受流感病毒侵扰因处理不当而被摧垮。但亦有一些猪场在疑似流感病毒冲击下保持清醒的头脑,仅采取保守的维持方法尽量减少应激,3￣5d内便可逐渐恢复。
5血浆蛋白粉等同源动物性饲料乃摧毁养猪业之罪魁早在十年前,笔者就对即将进入中国的血浆蛋白粉及血球蛋白粉之类的动物屠宰废弃物作过针锋相对的尖刻评价,并指出:血浆蛋白粉普遍使用之日,便是中国养猪业被摧毁之时。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的主管部门对该问题尚未有清醒的认识。事实上,近十年来,该类屠宰废弃物在中国大陆、台湾省及东南亚诸国给养猪业造成的惨重损失已无法计算,多年来紧随美国后尘的台湾养猪业其生产性能已沦落到每头母猪每年只能提供12头商品猪的地步;这两年大病之后,菲律宾的情况大概亦相差无几。如果我们还不吸取教训,尽快制订在畜禽及水产饲料中禁用同源动物屠宰废弃物的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更多的灾难还在前头恭候。不久前,笔者受邀到全国鱼粉会议上作为论坛嘉宾介绍猪病情况及养猪业发展趋势,当讨论到同源动物性饲料时,一位鱼粉贸易的资深专家介绍,即使在秘鲁这样的欠发达国家,用人工饲养的三文鱼屠宰下脚料高温提炼的鱼油,也是法律明文规定不可用于人工饲养的水产饲料中。此类可借鉴者不胜地枚举,唯中国国情特殊而已。
6造成猪场重大损失的真正元凶这两年来的猪病状况表明,无论是令人谈虎色变的“无名高热”说,还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的“高致病性‘蓝耳病’”说都无法令业界心悦诚服,无论是疫苗的研发生产过程还是其使用效果都存在众多令人疑惑之因素,甚至常见事与愿违的效果。众所周知,不但在中国大陆,甚至大半个亚洲(笔者对日本情况缺乏了解)的猪场,已鲜见未遭“蓝耳病毒”感染者,亦相信随处可获各种类型的“变异株”(笔者约一年前的推论已被多个实验室证实),但并非所有猪场都发病或同时发病,发病的猪场也并非表现出相似的临床症状。笔者认为PRRSV并非制造各种症状的元凶,而是因损伤免疫系统而致猪群产生免疫紊乱,使其对各种免疫接种应答迟缓,抗体水平低,抗体消耗加速,对各种病原的易感性增强,潜伏病原乘虚而入出现复合或继发症状。用个不一定合适的比喻,大多数情况下,PRRSV实际上只起到一个增加“背景噪音”的作用,而并非演唱会的主角。在复继感染相当严重的猪群中如何鉴定主导病原,绝不能只凭单一实验室技术便作出结论,流行病学、病理组织学、血清学、病原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等各种方法作综合分析可能会得出更接近事实的结论,致于不同实验室对同份病料会得出差异较大判断结果的情况更应作精心考究。综观这两年的猪病概况,笔者认为,流感和圆环病毒病可能是最直接的元凶,猪瘟则是临床常见继发性病毒感染出现机会最多的案例,伪狂犬病免疫失败(使用疫苗不当是主因)又是猪瘟呈慢性或亚急性散发的重要原因;猪副嗜血杆菌、巴氏杆菌或链球菌等继发性细菌感染是大多数临床致死案例的可见症状。
7免疫紊乱乃猪病之祸根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笔者便开始关注生产上畜禽免疫紊乱的状况,并以祖国传统医学“扶元固本”的理念寻求解决方案,稍后提出畜禽免疫紊乱的四个阶段表现:第一阶段:动物表观健康,但采食量偏低,生产性能偏低,无法达到品种/品系的正常生产指标;第二阶段:对应激反应敏感,轻度感染频繁,但药物处理仍然有效;第三阶段:局部、阶段性、季节性发病严重,死淘率偏高;第四阶段:免疫功能严重缺损,任何诱因均有可能引起疫病流行。由于感到该类问题日趋严重,在2003年12月中旬的一次养猪学术活动中,笔者不无忧虑地预言,未来五年内必有大的疫病流行。不幸言中的惨况提前在2006年初展现眼前,并至今未见受控端倪。这两年笔者在各种场合反复列举该案例,唯望业界同仁在关注疫苗接种与药物治疗之外,更多思考猪群的免疫紊乱状况,真正认识到此乃猪病之祸根所在,并在重构与恢复动物群体的非特异性主动免疫功能方面多做些符合基本原理的有益探讨。
8霉菌毒素乃免疫紊乱最有效的催化剂霉菌毒素对猪群健康的为害已是一个“常规”话题,只是这个话题愈来愈沉重,愈来愈复杂,以至于无论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只要进猪舍都几乎有一半的机会看到霉菌毒素中毒的现象。尽管五花八门的霉菌毒素“脱毒剂”之类的产品举目可见,但猪群健康受霉菌毒素损害的情况似乎有增无减。从受损频度来分析,霉菌毒素对动物免疫功能的损害可能应列在各种因素的首位,而且霉菌毒素是动物免疫紊乱最有效的催化剂。如果不从饲料原料供应链的源头来解决此问题,再多的措施也无济于事,饲用玉米从采收前到粉碎后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存在滋生霉菌毒素的机会。如果没有国家级强制性措施对玉米等饲料粮的进仓水分作出符合科学要求而不是迁就落后习惯势力的法律约束,畜禽霉菌毒素中毒的问题将永无解决之日。
9结语狂风暴雨般的猪病肆虐大江南北已近两年时间,此起彼伏,明消暗长,临床症状变化无常的疫病态势短期内难见根本改观。如何面对现实重新审视过往的判断与措施,可能是业界同仁必须接受的挑战。尽管现时的猪病涉及多个层面复杂的技术问题,但要控制好猪病,早日复苏养猪业,制度比技术更重要,而制度又是信念与使命感的产物。因此,粮猪安天下,任重而道远。
（作者：梁皓仪）[/O_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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