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06年甚至更早开始，我国就出现了猪“高热病”，至今该病还在我国大小猪场肆虐，造成的损失，用“巨大”来形容已不够分量。这么多专家、兽医、厂商、研究机构等投入精力研究，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疫病还在蔓延，没有得到控制，请认真看完以下本论坛网友的深刻分析。[O_U user_role=”Administrator,Author,Contributor,Editor,Subscriber,Customer,Shop Manager” blocked_meassage=”请登录后继续浏览“]
1 安全生产责任人制度成为掩盖猪病真相 毫无疑问，自下而上的安全生产责任人制度，对约束各层次的管理者，保障社会运作安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涉及相关责任人的切身利益，乃至影响到其终生仕途，重责之下为了自我保护，往往是单位首长的第一安全生产责任人只能运用手中的权力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此种现象在这两年的猪病问题上可说是从下而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猪病凶猛无比，死猪无数，早已导致市场供需失衡，但上下各级仍然心照不宣，概以“成本说”掩盖真相。数月前笔者出差中南某传统养猪大省，当地某著名晚报头版重要位置消息：“肉联厂近日屠宰生猪已开始改变过去几个月来50-60公斤重中猪为主的情况，开始收到100公斤的大猪，表明猪农已克服饲养成本上涨带来的困难，猪肉供应可望逐步缓和紧张局面……”。这种明目张胆欺骗公众社会的情况并不鲜见。既然没有猪病的“正规报告”，理所当然不必采取相应措施，任由猪病蔓延成为必然结果，误导社会、误导各级政府决策机构。此外，极力鼓吹“成本说”，不但可以将责任推给上帝——他有一只无形的手，猪价高是他造成的。还可以不遗余地积极争取二次分配纳税人的贡献——从各种补帖项目中各取所需，何乐而不为！ 笔者认为，一项重大社会管理制度本来可以发挥其确保一方平安的作用，然而，由于其功能无限外延，甚至在违反自然法则下强行实施，不但会对各级领导起到“逼良为娼”之效，还会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凭心而论，如果没有某些“强人所难”的制度约束，相信我们的行业管理者在这两年的猪病流行之时会做得更好，更不会为了向上交差而作出诸如“我们保证没有禽流感”之类违反科学的承诺。
2 国家没有宣布为疫区什么事也不能做 自06年7月份起，笔者在多个省市奔走呼告，建议各级主管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拦截交通要道，严控病原在各地转运散播。但即使关系最好的领导层朋友亦只能摇头叹息：你是对的，但国家没有宣布为疫区，什么事都不能做，否则有违法嫌疑。直到07年5月份，严格来说属于外行人士的某媒体记者在广东云浮思劳镇不小心发现了早已是不成秘密的秘密，才让有关主管部门不得不面对现实。但此时全国各地早已遭受狂风暴雨的袭击，整个行业只能用体无完肤来形容了。如果我们的主管部门没有那么多禁区，我们的领导没有那么多敏感的约束，相信举手之劳但却行之有效的病猪禁运措施早已实施，猪病风暴亦不致于如此迅猛席卷全国。 相比之下，令笔者感到反差极大的是，去年10月初，笔者应邀再赴菲律宾作猪病控制之技术讲座，讲完课后才知道，听众席上除了该国各大猪场老板及技术主管外，还有该国农业部的畜牧、兽医、卫检及食品各部门的主管领导，不同国度之官僚文化差异可见一斑。
3 主流派专家一系列的判断失误造成猪病失控 毫无疑问，任何一位业内人士都不想看到猪病失控的情况发生，在疫病肆虐的日子里，相信行业高层管理者的压力会更大。然而，由于一系列的判断失误才会导致谁也不想看到，但却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从来没见过猪病如此凶猛、症状如此复杂、损失如此惨重，却又无法判断病因。在一片慌乱中，养猪人把一些田间临床症状描述用语作为疫病命名的依据，提出“无名高热”的概念，对基层兽医甚至没有专业背景的人士来说，用词不准确，本来无可厚非。然而我们的商家、专家、乃至政府主管部门却不加辨别，一概认同。终于很快在全国以讹传讹，使原本就较为复杂的病害更被“无名”之说蒙上一层阴影，令行业找不到方向。更有少数专家标新立异地指出诸如链球菌、大肠杆菌乃至非洲猪瘟等各种病原说，稍后，逼于种种压力，分子生物学家专家又提出“蓝耳病”说，证据确凿地表明找到“高致病性‘蓝耳病毒’变异株”、并以极快的速度开发为商品疫苗。然而，有目共睹的事实表明，良好的愿望并未能转化为现实。“高致病性”蓝耳病新疫苗并未对猪病控制起到任何有效的帮助，恰恰相反，曾经遭受多次劫难而对该种疫苗存有戒心，不敢轻易使用的养户，却能躲过可能再次遭受的损失。 早在今年初，笔者曾建议若干位顶级专家及行业高层领导到表观健康的猪群中分离“蓝耳病毒”相信定可得到想要的“变异株”。无情的事实再次表明，病毒的变异是生物界的家常便饭，只是我们的分子生物学专家在近年才掌握了PCR技术，而且仅仅能够看到病毒分子一级结构上的变异，理论上，发生在二级或三级结构上的变异会更频繁、更复杂，只是现时的手段仍无法明确而已。 另一方面，我们的猪病早已不是单一病原感染所致，在复合、继发感染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去分离、假设病原只能得到“瞎子摸象”的结论。少数“只为课题谋”的专家如果不跳出狭隘的圈子，要想对猪病控制有所作为实非易事。
4 临床处理措施不当造成重大损失 如前所述，由于业界对猪病的诸多判断失误，必然导致处理措施运用不当，并造成重大损失：
滥用“蓝耳病”疫苗造成的损失 如笔者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这两年损失的猪，60%以上归功于接种“蓝耳病”弱毒苗，有业内人士表示，这个数字太保守了。毋容赘述、农业部兽医局贾幼陵局长，去年6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猪业大会上郑重宣布，经严格攻毒试验证明在国内所能找到包括进口及国产的15种“蓝耳病”弱毒苗，对“高热病”没有任何效果。遗憾的是这个结论至今没有得到广泛的宣传。很多猪场还在商家的误导下盲目使用，灾难仍在不断发生。 至于使用“蓝耳病”灭活苗造成的不良后果，远比当初设想的复杂得多，且愈来愈多的案件提醒业界同仁，如果不正视此类疫苗背后隐含的复杂因果关系，养猪业将很难走出困境。
造成猪场重大损失的真正元凶 这两年来的猪病状况表明，无论是令人谈虎色变的“无名高热”说，还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的“高致病性‘蓝耳病’”说，都无法令业界心悦诚服，无论是疫苗的研发生产过程，还是其使用效果，都存在众多令人疑惑之因素，甚至常见事与愿违的效果。 众所周知，不但在中国大陆，甚至大半个亚洲（笔者对日本情况缺乏了解）的猪场，已鲜见未遭“蓝耳病毒”感染者，亦相信随处可获各种类型的“变异株”（笔者约一年前的推论已被多个实验室证实），但并非所有猪场都发病或同时发病，发病的猪场也并非表现出相似的临床症状。笔者认为PRRSV并非制造各种症状的元凶，而是因损伤免疫系统而致猪群产生免疫紊乱，使其对各种免疫接种应答迟缓，抗体水平低，抗体消耗加速，对各种病原的易感性增强，潜伏病原乘虚而入出现复合或继发症状。用个不一定合适的比喻，大多数情况下，PRRSV实际上只起到一个增加“背景噪音”的作用，而并非演唱会的主角。 在复继感染相当严重的猪群中如何鉴定主导病原，绝不能只凭单一实验室技术便作出结论，流行病学、病理组织学、血清学、病原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等各种方法作综合分析可能会得出更接近事实的结论，致于不同实验室对同份病料会得出差异较大判断结果的情况更应作精心考究。 综观这两年的猪病概况，笔者认为，流感和圆环病毒病可能是最直接的元凶，猪瘟则是临床常见继发性病毒感染出现机会最多的案例，伪狂犬病免疫失败（使用疫苗不当是主因）又是猪瘟呈慢性或亚急性散发的重要原因；猪副嗜血杆菌、巴氏杆菌或链球菌等继发性细菌感染是大多数临床致死案例的可见症状。
免疫紊乱乃猪病之祸根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笔者便开始关注生产上畜禽免疫紊乱的状况，并以祖国传统医学“扶元固本”的理念寻求解决方案，稍后提出畜禽免疫紊乱的四个阶段表现：第一阶段，动物表观健康，但采食量偏低，生产性能偏低，无法达到品种/品系的正常生产指标；第二阶段，对应激反应敏感，轻度感染频繁，但药物处理仍然有效；第三阶段，局部、阶段性、季节性发病严重，死淘率偏高；第四阶段，免疫功能严重缺损，任何诱因均有可能引起疫病流行。 由于感到该类问题日趋严重，在2003年12月中旬的一次养猪学术活动中，笔者不无忧虑地预言，未来五年内必有大的疫病流行。不幸言中的惨况提前在2006年初展现眼前，并至今未见受控端倪。这两年笔者在各种场合反复列举该案例，唯望业界同仁在关注疫苗接种与药物治疗之外，更多思考猪群的免疫紊乱状况，真正认识到此乃猪病之祸根所在，并在重构与恢复动物群体的非特异性主动免疫功能方面多做些符合基本原理的有益探讨。
霉菌毒素乃免疫紊乱最有效的催化剂 霉菌毒素对猪群健康的为害已是一个“常规”话题，只是这个话题愈来愈沉重，愈来愈复杂，以至于无论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只要进猪舍都几乎有一半的机会看到霉菌毒素中毒的现象。尽管五花八门的霉菌毒素“脱毒剂”之类的产品举目可见，但猪群健康受霉菌毒素损害的情况似乎有增无减。从受损频度来分析，霉菌毒素对动物免疫功能的损害可能应列在各种因素的首位，而且霉菌毒素是动物免疫紊乱最有效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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