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业的稳定是三农发展与国计民生中的重要议题。当前我国的猪肉价格居高不下，猪肉生产正处于严重波动与难以“稳产供保”的形势下。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在当前情势下，为平抑生猪及猪肉价格波动，向市场投放了1万吨中央储备猪肉。该举措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基调的同时，对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短期的投放调控固然必要，但是我们也需要从这次波动中总结经验，重新认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并从传统的粮食安全概念扩展为大食物安全。
此次猪肉价格波动的内外部原因较为复杂：一则，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与猪周期因素叠加，生猪产业的劣势昭然若揭，生猪产能与能繁母猪存栏明显下降，稳定猪肉产量并保证供给如负重轭；二则，中美贸易纷争的形势下，关税壁垒进一步提高，进口终端的猪肉价格进一步提高；三则，小散户作为养猪的个体，首先无法抵御猪瘟的风险，其次无法承担环保、耕地、畜牧等多重压力，进一步扩大了猪肉供给端的缺口。
从供求关系方面来看，影响猪肉价格的涨跌更替，供求不平衡时，若市场上供大于求，猪肉过剩，市场终端的价格下跌，这种影响传递至生猪养殖户环节，促使养殖户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反之，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促使养殖户扩大生猪养殖规模。猪肉价格的需求弹性小于供给弹性时，生猪养殖户在盈利时增加投入扩大产出规模，亏损期缩减生产规模减少产能。这一传导机制可以梳理为供给减少–价格增长–补充存栏量–增加出栏量–价格下跌–缩减存量、减少供给。
此外，各大市场主体的时滞性也会影响价格的变动。这里的时滞性包括生猪的补栏到出栏的整个过程，完整的猪周期时间上至少为3年，在完整的猪周期形成期间现期价格的变动同样影响供给。从供给端的角度来看，未来我国生猪养殖的规模化程度将不断扩大，规模化的养殖户将具有愈加理性的行为决策，抗风险机制愈加健全，退出的沉没成本更高，这些因素都将会促进供给端的平稳运行，与散养户的随意进出状态有着霄壤之别。
从中央储备肉制度本身来看，在生猪及猪肉价格急剧上涨的当下，是一项针对任务繁重的应急保供工作；国家和省级政府对活猪储备的生产基地要求非常严格，也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对生猪活体存贮的基地，规模、技术、管理水平都进行了高标准严要求，此外还严格要求能繁母猪要自繁自养，从源头上保障了猪肉供给的安全和有效；对代储企业和屠宰加工企业也规定了星级资格，冷库冷冻条件，入库前 30 天内生产，入库时也要进行公证检验，随时抽查等。因而，中央储备肉制度本身对提好百姓的菜篮子可谓是“泰山可倚”。
然而，中央储备肉制度也存在规模有限的问题，中央投入的储备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给端的压力，需求端的缺口，但对于“猪太热”的长期性可谓“猪小杯大”。因此，发挥好市场，政府、企业、养殖户多方主体的能动作用至关重要，各大主体同力协契，尽快将生猪生产恢复到正常水平，切实做好生猪稳产保供工作，把百姓的钱袋子守住，守好。
在未来的工作中，统筹大局观与市场的决定作用。树立大局观。遵循市场规律与发展阶段，促进养猪产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尽快恢复养猪产业的生产发展，促进养猪产业转型升级。要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因地制宜加大扶持力度，落实好生猪生产专项补贴，促进养猪业生产发展；地方信贷担保企业积极防控风险，对感染猪瘟的养殖户提供完善、便利的信贷服务，稳定生猪生产，促进生产尽快恢复；规划好养殖区域，设定禁养区，完善疫病防御体系，提高防疫能力，加大对非洲猪瘟的预防力度，强化扑杀补助政策与资金的落实；监测生产销售流程，促进市场信息的对称性，稳定生产预期。建立健全现代化的养殖体系，流通体系。龙头企业和和合作经济组织形成利益共同体，发挥引领作用，技术合作、统一产销、创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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