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日，发改委等六部委近日联合发布《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并启动预案，提出将适时启动政府冻猪肉收储工作。
生猪跌破盈亏平衡点发改委启动调控预案
“一年涨、一年平、一年跌”的猪肉价格一直以来被称为“三年走势”，然而今年有些反常。在经历去年火箭式上涨之后，今年并未出现百姓和养殖户预期的“平局”，转而掉头向下，直至跌破盈亏平衡点。
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显示，今年春节过后的猪肉价格已连续11周回落，累计跌幅已将近14%，截至目前，全国猪粮比价跌破6：1的盈亏平衡点，部分地方养殖户已经出现明显亏损，为此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近日联合发布《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并启动预案，提出将适时启动政府冻猪肉收储工作。究竟猪肉价格缘何频繁出现暴涨暴跌、既成的调控措施效果如何外，监管层又该如何更好地破解这种怪圈？
尴尬现状
猪贵伤民猪贱伤农
张法庆无奈的发现，原本预料收支平衡的今年，在4月刚过便出现了亏损的苗头。
张法庆经营着一家叫北京昊越养殖有限公司的生猪养殖公司，今年他在大兴的养殖基地养了将近2000头毛猪，但他发现，越来越低的生猪收购价在逐渐逼近自己花在每斤猪肉的饲养成本。“饲料、人工价格都在上涨，猪价却在跌。”去年饲料大概1.2元/斤，现在已涨到了1.5元/斤，涨幅近25%，人工去年大概1500-1800元/月，今年也涨到了2000-2500元/月，涨幅超过了30%。
回顾自己养猪最近几年的盈利状况，张法庆称，“养猪这几年平均算下来也就勉强保本，这里面还主要是靠国家补贴，现在国家一头母猪补贴100元、小猪补80元，有时卖一头猪赚得钱还没有补贴高”。
与张法庆规模化养猪模式不同，一位来自湖北崇阳县桂花泉镇散户养猪农民抱怨称，自家父母去年养了20头猪，去掉直接成本，一头大概收入是200元。“辛辛苦苦养一年，20头猪的收入就是4000元。如果算上人工，两个人在家，人均年收入2000元，月平均收入是160多元。这叫挣钱吗？”
猪肉价格涨了，老百姓HOLD不住；猪肉价格跌了，养殖户们叫苦不迭，在猪价大涨大跌的怪圈里，市场两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似乎都成了受害者。
北京顺鑫农业小店种猪选育场场长潘永杰告诉记者，即便是去年的猪肉价格上涨行情中，因为需求量的大幅减少，供应环节也没有获得很高的利润，大部分猪肉屠宰企业和零售企业的生存形势都很艰难。探寻原因
疫病推波助澜政策放大周期
说到猪肉价格暴涨暴跌的原因，潘永杰认为，疫病在他看来是影响存栏量的最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规模化的养殖场，在猪价较低的时候我们不会人为地淘汰母猪，因此母猪存栏量是不变的。主要是疫病原因使得母猪产仔率和生猪存活率出现了下降，去年闹的主要是高热病，母猪流产小猪腹泻，死亡率比较高。高热病流行以来，母猪的繁育能力下降了，本来一头母猪一年能繁育十六七只猪仔，最后一年只繁殖了十二三只。”
有分析人士认为，在疫病这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之下，可能酝酿出新一轮的暴涨行情。中国生猪预警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表示，由于春节前腹泻疫情造成子猪大量死亡，根据生猪养殖周期，最早4月中旬之后，180斤以上的大猪供应将会出现不足，从而推动猪肉价格的持续走高。此外，随着“五一”假日临近，猪肉消费需求将会有所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拉高猪肉价格。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部副主任赵萍认为：“猪疫情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原因，疫情近年来逐年加重与抗生素的过量使用不无关系，导致疫情泛滥的可能性变大，成活率的降低，使得猪肉供应环节出现了不应该有的缺口。”
赵萍认为暴涨暴跌还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方面是猪肉周期影响，前年去年猪价回落，造成现在出栏率下降的局面。另一方面，人工成本、玉米等饲料成本上升也是推高猪肉价格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一方面重要的原因是政策干预对猪肉价格波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赵萍直言，“此前一轮猪肉价格上涨由于疫情导致猪肉供不应求，国家进行了能繁母猪的政策补贴鼓励生产，由于猪肉上市需要一个周期性过程，大量母猪补栏使得供求关系中供大于求，导致去年猪肉价格出现较大回落，养殖者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损失，这种政策干预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的平衡性，对农户养殖者的损失较大”。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也认为，政策的干预容易给养殖户造成错误的价格信号，破坏市场的自身调节。“像市场上除猪肉以外的鸡肉、羊肉等肉类产品，政策很少干预，反而价格一直都比较稳定。”
破解之道
规模化养猪市场化管猪
每当猪肉价格涨跌幅度考验到人们承受底线的时候，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会出手救市。暴涨暴跌似乎成了我国猪肉市场的一种常态。有统计显示，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猪肉价格大约经历了8次周期，每次周期持续时间为3-4年，波峰价格比波谷价格高出近1.5倍。养殖者陷入了“一年赚、一年平、一年亏”的怪圈。
如何破解这种暴涨暴跌的价格怪圈，专家认为，规模化养殖、市场化管理，并减少政策的过度干预是走出价格怪圈的努力方向。
作为北京市规模最大的种猪基地，潘永杰尝到了规模化养殖的甜头，“我们作为专业企业，具备了人才、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优势和经验，应对疫病和市场行情涨跌等风险的能力较强，换做散户的话，一共就三五头猪，一旦有个疫情什么的，一年就都白干了”。
赵萍认为，规模养殖的优势在于技术、卫生、饲料等方面条件更加专业化，相对成本也低。大规模养殖的必要性还在于，小型的农户养殖与收购猪肉的加工企业在议价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规模养殖能够形成匹配的供应价值链。
对此，赵萍进一步表示：“政府对能繁母猪进行补贴等政策来干预生产规模，反而导致市场反应能力下降，做出错的预判造成损失。因此，政策如果能够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向低保人群等低收入人群进行补贴等方式来保障生活基本需要，反而要比补贴猪农来得更实在。”
王军则表示：“政策的着力点反而应当着力在规模化发展上面，资金、土地、税费政策向规模以上养殖户倾斜，分散的养殖方式并不符合农业发展方向。如将过剩的社会资金引导到这个领域，产生更多的规模效益，这样承受风险的能力才能加强。”
近来，“先卖后养”的生猪期货模式又在一些地方开始了探索性尝试。“将生猪产品纳入到期货市场是一种非常值得推广的市场化管理方式，”王军认为：“期货交易本身就是一种化解风险、应对风险的工具，广大交易者能够通过交易对未来给出一个合理的价格区间，从而规避现在这种暴涨暴跌的循环。”
申银万国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也肯定了用生猪期货的操作方式来稳定猪肉市场，“交易者可以通过对猪肉价格的预判采取卖空或做多的方式来规避风险弥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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