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嘉兴竹林村，两名村民用车将几只死去的猪拉往濒临饱和的家畜无害化处理池。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新丰镇的竹林村，养猪成了今年注定的一场亏本买卖。无论是死是活，猪的出路都异常艰难，这又因随波四处漂流的死猪引发了备受瞩目的质疑而更加复杂。在这里，“死猪一点用处也没有，反而有很多烦恼”。
村里有7个死猪处理场
新丰镇的永丰村和竹林村集中了大量养猪专业户。新丰镇镇长沈云明说，约有80%的农户从事养猪，这也是嘉兴规模最大的种猪养殖基地之一，它成型于上世纪80年代，并曾作为“供港猪”（供应香港）的重要养殖基地。养猪，是当地最大的收入来源，“占到了农民经济收入的50%左右。”沈云明说。
竹林村四处是猪舍，空气中的味道就能说明一切。村中养猪的体系很完整，沈云明说，从种猪到小猪培育，销售以及兽药和饲料供应。目前村里有43万平方米的猪舍，今年的饲养量达14万头。
“我们环境压力很大，养猪其实是个高污染行业，尤其是在猪粪的处理和排污上。”沈云明说。竹林村遭遇的不仅仅是猪粪，还有死猪。
除了猪舍、猪粪处理场，村里还有7个无公害处理场。那里是病死猪的葬身之地，面积一般在100平方米左右。处理场通过死猪的地下集中堆放，予以自然分解。然而，这一过程需要至少一年时间。
最近死猪“有点多”
新丰镇水网交错，水系汇入嘉兴塘和乍浦塘，又辗转成两个主要水系，其中一条流向上海松江水域。
竹林村里小路纵横交错，往往在农田或民房的背后，突然出现一座没有栏杆的小桥。河水和小溪并不干净，村落里的河道水体浑浊，但在3月11日和3月12日两天，记者并没有看到有漂浮的死猪。
“两个星期前，我亲眼看到有10多头死猪挤在村子的水塘里，无人过问。”外来务工的杨师傅说。对于最近猪的死亡数量，版本不一。猪农说，村子每天有100头，但村委会和新丰镇否认，称仅仅是“30头”左右。
有关死猪的去向，村子里几乎众口一词“去了处理场，会上门来收的”。但眼下，村子里的7个处理场中只剩下一个没有达到饱和状态。“其他全满了。”村委会陈书记说，每个处理场一年可以“消化”40吨左右。
村里一个处理场的管理员朱师傅称，每天运抵的死猪数量在60多头到100多头不等，尤以没带耳标的小猪居多。3月12日，朱师傅接收了50头死猪。“最近有点多。”朱师傅坦言。
诸多采访对象坚持认为，死猪并非因为“猪瘟”，也没有“疫情”。 死猪和它的去向一直在村子里讳莫如深。
金明是村子里的经销商。他手头有着买猪的客户，他们通过金明联系到村子里的猪农。金明知道，眼下正愈演愈烈的死猪风波让猪农们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但他始终不理解，为何要将死猪扔进水里。
“这或许和非法经销商日益绝迹的非法收购活动有关。”金明猜测说。
承认“扔死猪入水”现象
去年下半年，嘉兴警方侦破了一起由12名非法收购、屠宰、销售“病死猪”的跨省案件，销售网络涵盖江浙沪三省市，涉案金额达100多万元。新丰镇方面表示，非法收购病死猪一度让管理者感到头疼，他们唯有加大打击力度。
一头猪养到大，至少需要5包饲料，不算人工和时间，成本至少在150元以上。但现在的收购价行情是每头200斤左右的猪只卖到600多元钱。 猪农洪伟说，现在卖猪基本都“亏本”，而以前，一些非法经销商收购“病死猪”，个别猪农还可以以此“卖点小钱”。
“村子的确发生过将猪扔进河里，任其漂流的情况。”无论是村委会还是新丰镇，都承认有发生“扔死猪入水”的事件，但无力实时监控。猪农洪伟说，死猪们如果想“入水”，必须要交通便利，比方说距离河道比较近，如果在家门口就更方便了。时机则要选择清晨或者黑夜，没人看到。
“要是谁家的猪舍里死了很多猪，谁还去收啊。”在金明看来，扔死猪入水不容易被发现，而且这种处罚方式相对成本要低。随着非法收购死猪行为的杜绝，猪农容易想到“一扔了之”，因为“死猪一点用处也没有，反而有很多烦恼”。
“如果要彻底根绝‘扔猪下水’，必须有偿鼓励‘回购死猪’。”金明认为，“比方说回购死猪奖励10元，我想村子里的老头老太们肯定喜欢做这个事情，没什么不好的。”他提出这样想法的根据是，既然养猪会污染环境，也必须奖励保护环境的积极措施。
今年猪类产品宏观销售环境并不给力，新丰镇正着手“缩减规模，提高质量”。对于村民的想法，镇长沈云明认为，可能会予以考虑。
沈云明计划在该镇建立一个无害化处理中心，从死猪身上提取原料，可以用作肥料，也能制作肥皂，新丰镇在经历了30多年的“养猪业”发展后，环境面临巨大压力，养猪的密度已经超出了土地的承载力。
在死猪事件爆发后，新丰镇方面计划减“猪舍规模”，并且设置“猪舍控制区”，即距离民舍和河道一定距离内，不得从事养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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