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人类生存的元凶:流感病毒(5)

(上接08年4期特别关注栏目)防止动物源性人畜共患禽流感的发生流感病毒危害人类健康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特别是流感大流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致命的瘟疫之一。流感病毒具有高度的可变异性、发生的周期性和不可预测性,为防控流感的发生与传播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从流行病学和流感病毒生物学特性分析,目前,人类面临可能发生的流感大流行威胁主要来自H5N1病毒引起的高致病性禽流感。但H5N1病毒要引起人间的大流行,必须经过禽间大流行、禽类传染给人类、人间大流行几个阶段。正如WHO提出的关于判断一种传染病大流行是否能够来临的四项标准:一是人类对该病毒没有免疫力;二是该病毒很容易从动物的身上传到人的身上;三是该病毒对人有致命性;四是该病毒可以形成有效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目前,事实证明,H5N1病毒不仅可以从禽的身上传到人的身上,而且可以致人于死地,但还没有形成得到证实的有效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因此,要防止H5N1病毒引起人间的大流行,必须控制动物源性人畜共患禽流感的发生。雁形目(Anseriformes)禽鸟类特别是水鸟和水禽是A型流感病毒的主要贮主,可以携带所有型别的A型流感病毒。一般来说,A型禽流感病毒并不会导致自然宿主发病,而是与宿主维持一种进化意义上的均衡状态。因此,这些禽鸟感染流感病毒后表现无症状的隐性感染,而病毒却能在这些禽鸟的体内进行高效率的复制。据Ito等(1995)和Okazaki等(2000)提供的数据表明,古北区的禽流感病毒在冬天无自然宿主迁移的情况下仍能够在结冰的湖水中保存。当禽鸟类在春天返回繁殖后代时,这些禽鸟类及其后代(易感)就会被融化的水中偶尔释放出的病毒再次感染。雁形目鸟类在地球上至少已经存在了1亿年之久。在动物分类学上,雁形目是鸟纲中的一个目,包括鸭、潜鸭、天鹅、各种雁类等鸭雁类(或雁鸭类)的鸟。这些鸟类都是游禽,在世界分布广泛,可以在各种类型的水域中活动、取食和栖息,从海洋到内陆河流、湖泊都有游禽的身影出没。雁形目的鸟类往往数量较大,密集成群,迁徙飞行,使雁形目鸟类成为可以持续支持像流感病毒这样寿命短、免疫性感染的少数贮主之一(Shortridge,1992)。从这个贮主,高度可突变的A型流感病毒能够适应所出现的每一个新的机会。约在4500年前,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就已经对鸭和鹅进行了驯养并使其成为一种人类饲养和利用的家禽(Shortridge,2003)。据推测,从那时起,流感病毒感染就可能已经被引进了大量、密集、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宿主群——现代智人(Shortridge,2003)。早在距今363年前的清朝,在中国的南方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稻鸭共生的“稻田养鸭”生产方式(Shortridge,2003)。“稻田养鸭”生产方式是将鸭放养于稻田之中,鸭以稻田中的杂草为食,稻以鸭排泄的粪为肥料。这种养鸭生产方式为流感病毒提供了一个永久性、常年不断的禽类基因库(Shortridge,2003),加上素有在家禽市场上屠宰加工活禽销售的传统习惯(Webster,2004),以及采用一种把禽、猪与人排泄物混在一起的独特的综合性水产养殖方式(Scholtissek等,1998)。由于上述这些因素,“稻田养鸭”的生产方式被认为至少可能是1889、1957和1968年亚洲流感大流行的一个来源(Phillips等,2002),并可能涉及到H5N1病毒引起的禽流感的地方性流行(Gilberta等,2007)。防止动物源性人畜共患禽流感的发生,还在于禽流感的不断发生可能导致禽流感病毒发生突变变异,使禽流感病毒的毒力增强。最近的研究表明,有时候,禽流感在禽类中短时间流行后,低致病性的病毒可以突变成高度致病性的病毒。在1983年~1984年美国流感大流行中,H5N2病毒株最初引起的死亡率很低,但是,在6个月内,该病毒转变为具有高度致病性的病毒,死亡率几乎达到90%。扑杀了1700万只鸡,耗资6500万美元,才控制了疫情。1999年~2001年在意大利的流行中,H7N1病毒最初致病性很低,9个月内突变为高度致病性。造成了1500万多只鸡死亡或者被扑杀。如果没有良好监测手段为基础的快速有效的控制措施,流感的流行可以持续多年。例如,1992年在墨西哥开始的H5N2病毒流行,最初致病性很低,后来进化成为具有高度致死性的病毒,直到1995年才被控制住。对现行养鸭生产方式的反思鸭既是禽流感病毒的天然贮主,也是与人类接触密切的家禽。因此,鸭和养鸭生产方式与禽流感病毒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对养鸭生产方式的研究关注得比较少(Permin等,2007),但是,已经介绍了在东南亚的三种养鸭生产方式(Carlen等,2002):第一种生产方式是,每天将在养殖场或农村中自由放养的鸭赶到稻田,沟渠、河流及潮水区中,让鸭在这些水域中觅食。第二种生产方式是,将稻-鱼-鸭、鱼-鸭-猪或其他种类的畜禽放在一起养殖。第三种生产方式是,在生产鸭肉和鸭蛋或鸭-鱼的半商品和商品养殖场中,在池塘、河渠或河流中进行围栏养殖或网箱养殖。在中国,养鸭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公元1644年的清朝时开始,鸭的养殖就迅速发展。养鸭者将鸭从河流、湖泊、池塘等水域转到灌水的稻田中放养,并以此作为水稻种植的一种辅助,从而在东亚地区造成了持续性常年存在并与人类非常接近的禽流感病毒的基因库。实际上,现在认为,在中国南方地区饲养的家鸭是所有具有大流行能力的流感病毒的一个主要宿主(Shortridge,2003),并且还可能与流感病毒的传播有关系。已经确定,东南亚的水稻生产与H5N1HPAI的爆发有着密切的关系(Martin等,2006)。最近,在泰国进行的一项检查在不同的鸭饲养方式中HPAIH5N1病毒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发现了在“开放式”鸭舍养鸭、自由放养鸭和庭院饲养鸭中HPAIH5N1病毒感染流行的证据(Songserm等,2006)。特别是已经确定,自由放养鸭是在鸡中发生禽流感爆发的一个危险因素(Gilbert等,2006)。因此,HPAIH5N1病毒感染鸭可能成为商品饲养和庭院饲养家禽以及人类的一个危险(Songserm等,2006;Sturm-Ramirez等,2005)。而与毗邻的中国和越南不同,来自老挝的初步证据表明,在饲养家禽密度比较低的地区,H5N1病毒可能会消失(Webster等,2007)。有人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在老挝几乎没有“稻田养鸭”的生产方式(lberta等,2007)。活禽市场的弊端与集中屠宰的要求通过对H5N1病毒基因组进行的分析,现在,科学家们提出了质疑,认为发生1997年爆发时,就已经以鹌鹑作为“混合器”,出现了H5的鹅病毒与N1的鸭病毒结合在一起的情况。然后,病毒从鹌鹑传给了鸡,再由鸡传给了人类。在活禽市场交叉污染可能解释这些病毒是如何从一个物种跳到另一个物种的,并最终发生从饲养场到饲养场的传播(Webby,2001)。已经发现,活禽市场可以放大并维持流感病毒。据报告,活禽市场上的病毒检出率普遍高于引进的禽类(Peiris等,2007)。活禽市场还可能通过活鸡的运输、空的鸡笼或工作人员而成为家禽饲养场感染的一个来源(Kung等,2007)。在美国,已经证实,在过去的10年中,商品家禽发生的8次LPAIH7N2病毒爆发都与活禽市场有关,其结果,导致了有数百万只的鸡被扑杀(Senne等,2006)。除了对禽流感病毒有放大、维持和传播的作用外,活禽市场还可以通过交叉感染促进重配病毒株的产生。虽然为了减轻这种风险的发生进行了种种努力,如将水禽与陆禽隔离饲养,在活禽市场设立“休市日”,在“休市日”对市场进行清洁和消毒,但是,这些措施只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效果(Lau等,2007)。针对在活动物市场可能出现非典型肺炎(SARS)和H5N1病毒,最新的观点认为,“最好的对策是禁止在鲜活市场经营所有种类的活动物,并实行集中屠宰的屠宰方式。”(Woo等,2006)。减少水产养殖的一体化生产方式在2001年,似乎是只发生了H5N1病毒爆发的事件。认为H5N1病毒在直接跳到鸡之前,是由一种H5的鹅病毒与N1的鸭病毒在鸭的体内结合后所产生的(Guan等,2004)。研究发现,首先从广东省家养鹅群分离到的H5病毒已经部分地适应了哺乳动物。据科学家们推测,这可能是该病毒已经适应了猪的结果,可能是亚洲特有的鱼类养殖方式的结果(Webster,1997)。水产养殖业是亚洲增长最快的农业产业,产品产量已经超过了全世界总产量的90%(Bondad-Rreantaso等,2005)。中国被认为是水产养殖和像鸡-猪-鱼这种综合养殖方式的发源地。近几年来,这种用精料喂鸡、鸡粪发酵后拌料喂猪、用猪粪喂鱼的鸡-猪-鱼综合配套的养殖方式,被视为是一条生态农业之路,是提高池塘养鱼综合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而广泛加以推广。有的在鱼塘边建畜圈禽舍,利用禽粪喂猪,畜、禽粪肥水养鱼。这种鱼-猪-鸡结合的养殖方式,每667平方米水面可以养猪3~5头,鸡50~80只。有的将鸡笼设置在猪栏的上方、将猪栏建在鱼塘的上方,形成了一种立体养殖的方式。特别是这种三层的立体养殖方式,使鸡粪排泄到猪栏中,猪直接吃鸡的粪便,然后,猪粪又排泄到鱼塘中,鱼直接吃猪排泄的粪便,或者作为水生植物的肥料,鱼再吃这些水生植物(Naegel,1990),而鱼塘中的水又通过供水管道输送供给鸡和猪饮用(Matsui,2005)。应当说,在降低饲料成本和污物处理费用等方面,这种养殖方式是有效的。因此,在亚洲的许多地区,这种养殖方式被认为是提高养鸡养鱼效益的关键(Normile,2004),因而得到国际援助机构越来越多的支持(Scholtissek等,1998)。虽然这种使排泄物循环利用的综合农业-水产养殖方式有许多优点,但是,不容忽略的是,对于在具有人畜共患动物源性疾病能力的禽流感病毒的发生与传播来说,这种综合的养殖方式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CullitonBJ,1990)。近几年来,由于工业化的发展日益加快和候鸟迁徙路径水环境的污染以及湿地的退化(Brown,2000),野鸭在这些养殖鱼塘中停留的数量不断增加(Osterholm等,2005)。在鸡-猪-鱼的养殖方式中,鸡可能饮用到由鸭排泄的污染有禽流感病毒的水。然后,鸡将病毒排到位于鸡下面的猪,病毒又通过猪粪循环重新进入鱼塘,可能传染给其他的鸭。这些感染的鸭又可能通过移动把病毒带到其他的地方。虽然也有人担心,禽流感病毒可能会渗透进入到鱼的腹腔液甚至是肌肉中(Buras等,1987),但是,认为在这种循环中基本上与鱼无关(Scholtissek,1992)。虽然泰国不是采取传统的饲养方式,但是,在1950年代,泰国积极促进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到1980年代初,逐步建立起了猪、鸡和鸭的综合养殖方式,并且在1990年代迅速的增长。据对分布在泰国中部的146个多元化养鱼场进行的调查表明,有27%的养鱼场添加了猪粪,有13%使用了如鸡的内脏等动物加工的废弃物,有10%添加了鸭粪。在气候炎热的季节,养猪场用喷洒池塘中的水给肥育猪进行冷却降温,然后,又将这些水排放到池塘中。在越南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说,有20%以上的畜禽-鱼综合养殖场将家禽和猪放在一起饲养(Little等,2003)。此外,在关于中国新兴水产养殖业发展趋势的一项研究中,Chen等(1995)指出,急剧扩张的内陆水产养殖业特别是在北方地区,有80%的鱼塘都使用某种类型的粪肥。中国每年鱼塘增长的速度估计在1~3%(Cremer等,1999)。流行病学家和水产养殖专家对于综合养殖中存在的公共卫生风险问题有不同的看法(Naegel,1990)。水产养殖的支持者声称,综合水产养殖的生产方式并不多(Bailey人,1996)。虽然据一位水产养殖教授估计,在中国,在水产养殖生产中最多只有20%的猪加入其中(Edwards,1991)。尽管如此,这可能也表示1年有超过1亿头猪加入了水产养殖生产(FAO,2007)。猪和水产综合养殖可以给这些病毒提供一个相当难得的机会,使其得以通过哺乳动物进行循环,积累突变,以使其能够更好的适应于哺乳动物的生理学环境(Culliton,1990)。另一个潜在的感染途径是,给猪饲喂死鸭或死鸡,这种高风险的做法不仅限于亚洲。在1980年代美国发生的HPAIH5N2病毒爆发中,感染就是由于在在宾夕法尼亚州饲养于鸡舍下方的猪和给猪饲喂死鸡引起的(Webster,1997)。减少家禽的集约化生产方式与中国开始于1980年代的商品化家禽生产迅速发展一样,在整个东南亚地区(FAO,2007)也都投入到了全球性的“畜牧业革命”之中(Delgado,2002)。目前,全世界大多数的猪肉和家禽都是在那些大规模、工业化的饲养场中生产的(DeHaan等,1997)。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大规模、工厂化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将会进一步加快(UNDP,2003)。人们认为,集约化的家禽生产是发生禽流感大流行的关键(Greger,2006)。据推测,全世界家禽业的集约化生产可能会促进大流行的发生(Shortridge等,2003)。估计全世界有50多亿只迁徙的鹅、鸭和天鹅作为A型流感病毒的贮主,另外,每年还有45亿只饲养的鸡参与其中(FAO,2007)。鉴于集约化生产方式和候鸟迁徙在促进禽流感发生与传播中的作用,Shortridge等(2003)提出,家禽饲养场的位置应选在距离鸭塘和候鸟迁徙路径比较远的地方。Gilchrist等(2007)建议,集约化的猪和家禽饲养场之间应当有最低的相隔距离。Otte等(2007)提出,采用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家禽饲养场之间应当有适当的空间距离。对于广泛存在的非集约化家禽饲养业,Qin等(2007)提倡,支持Maillard等(2006)提出的“用一些规模比较小、饲养密度比较低的饲养场取代那些大规模、工业化的饲养场”。据估计,目前,美国畜牧业的54%集中于5%的大规模饲养场,而且大规模、工业化的饲养场越来越多。这些饲养场每年都产生大量的粪尿排泄物。为了减少运输费用,将这些粪尿排泄物不加处理的堆放在露天或排放到周围环境中。这些排泄物中含有重金属、抗生素、各种病原体、氮和磷、灰尘、霉菌、细菌内毒素以及挥发性气体等,成为一个污染环境、影响公共卫生的问题,因而受到普遍的关注。为了降低大规模、工业化饲养场对环境与公共卫生的影响,2003年11月18日,美国公共卫生协会(APHA)通过了一项政策性建议,要求所有联邦、州和地方当局暂停批准建设新的工厂化饲养场,包括工厂化的火鸡、蛋鸡、肉鸡和鸭饲养场(APHA,2003)。2001年,世界银行宣布,撤消其以前承诺的资助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大规模家畜饲养项目(deHaan等,2001)。2005年10月,由于禽流感流行日益广泛的压力,联合国呼吁各国政府要与其称为的“工厂化饲养”进行斗争,“各国政府、地方当局和国际办事处需要大力加强在反对工厂化饲养、活家禽贸易以及野生动物市场中的作用,因为这些都为禽流感病毒的传播与突变成为具有更大危险的形式提供了理想的条件。”(UN,2005)。大规模、工厂化生产方式与禽流感传播的关系,老挝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反证。近几年来,老挝并没有发生像其邻国那样广泛的禽流感爆发,成为一个例外,引起人们的关注。分析原因,人们发现,老挝没有大规模、工厂化的生产方式。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调查资料,老挝的家禽业。绝大多数家禽都是由小农户饲养的,采取的是高度自由放养的生产方式,饲养的肉鸡和蛋鸡几乎全部是地方品种,大部分产品为农户自己消费或在当地销售以获得收入,平均每个村庄只有约350只鸡、鸭、火鸡或鹌鹑的小群饲养,这些小群散布在约78个饲养农户中,主要由妇女进行饲养管理。换句话说,在老挝,自由放养的鸡、鸭、鹌鹑、火鸡遍布全国,并与野生鸟类密切接触。如果说自由放养以及与迁徙候鸟接触可以引起禽流感的传播,那么,这种疾病应当在老挝肆虐全国,无可回避。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不幸的是,H5N1病毒的传播与禽流感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家禽业的集约化发展。最近,在亚洲一些地区,由于禽流感的爆发,使其产品市场丧失,加上昂贵的控制费用,有多达90%的规模比较小的家禽生产者被迫破产(Taylor,2005)。但是,美国一些大规模、工厂化养鸡公司如Tyson和Perdue公司,由于可以承受昂贵的控制措施费用,已经迅速地扩张进入了中国的市场(USDA,2000)。研究表明,鸡的饲养密度不断增加可以引起传染性疾病病原体的增加(ECSCAHAW,2000)。针对鸡的饲养密度越来越高以及由此带来的动物疫病和动物福利问题,2007年,欧洲议会已经同意了关于肉鸡最大饲养密度的规定,要求欧盟成员国必须在2010年前执行这一规定(EuropeanCommission,2007)。欧盟还决定,到2012年,禁止使用常规的蛋鸡笼养生产方式(EuropeanCommission,1999)。近几年来,通过减少肉类消费量来减少动物饲养量,以达到降低人畜共患动物源性疾病的风险受到关注。2007年第9期的《美国公共卫生杂志》发表的一篇社论认为,从根本上减少对家禽的消费量,“如果能够充分地采取有效的措施,还是有可能减少在很大程度上令人感到恐惧的流感大流行发生的机会”(Benatar,2007)。减少肉类消费量的措施,包括研制在生物反应器中用动物细胞生产肉类的技术,以替代用饲养动物生产食品(Vinnari,2007)和对动物产品实行更高的税收(Goodland,1997)。世界卫生组织(WHO)亚洲办事处的负责人认为,发生像H5N1这样的病毒,部分的原因是由于“过度消费动物产品”所引起的(Oshitani,2004)。这可能是一种过分广义的说法,尽管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例,例如,并没有发生由于过度消费牛肉而引起牛流感的大流行。如果将消费从家禽转变为植物性或其他动物性蛋白质来源如牛肉,大流行发生的危险可能会减少。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可以作为其他反刍动物饲料的饲草和人不能食用的副产物要比可以作为家禽饲料的谷物多5倍(Bradford等,1999)。在近60年中,工业化的家禽饲养业已经实现了现代化、高效率的饲养管理系统,对家禽的生活和运动几乎实行了全面的管理。然而,尽管采用了接种疫苗、饲喂抗生素饲料添加剂和驱除寄生虫等一整套卫生保健措施,但是,家禽饲养业仍然无法摆脱动物流行性疾病的困扰。这被认为是实行集约化饲养方式的结果(Shane,2003)。尽管疫病给家禽饲养业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但是,集约化生产方式仍然被认为比低产出的粗放生产方式有许多好处,因此,在全世界,粗放生产方式不断被集约化生产方式所取代(Pond等,2000)。在那些没有直接或间接动物源性疾病风险的地方,可以认为工业化生产方式的许多明显的优势促使人们有限选择采用成本最低的生产方式,但是,如果集约化生产方式可以引起H5N1病毒的发生以及对与集约化家禽生产方式有关的动物源性疾病的了解日益增加,这种关于集约化生产方式与粗放生产方式的争论就可能会发生改变,像禽流感这样重大的疾病损失可能会成为一条不能逾越的底线。控制动物源性人畜共患禽流感的传播对于已经出现的病原体,要努力控制其发生传播。鉴于H5N1病毒前所未有的传播,科学界认为,重点不是集中于对新的病原体出现的初级预防,而是侧重于二级预防,如建立早期监测的报告网络,提高公共卫生水平和兽医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国际对新发生爆发的反应能力。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AHO)又称为OIE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发布了2007年全球预防和控制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对策,对策的中心是改善对疾病的监测、兽医实验室的能力,经由疫苗污染和安全、人道扑杀以及在生产和销售期间的生物安全(FAO/OIE/WHO,2007)。在中国,由于采取了综合性强制免疫措施,出台了许多防控禽流感的政策,加大了对禽流感的防控力度,使禽流感的发生与传播得到了有效的缓解。由H5N1病毒引起的禽流感爆发从2004年的50起减少到了2005年的31起,2006年只发生了10起(Baoxu,2007)。从全国的情况而言,在22个省证实发生了由HPAIH5N1病毒引起的爆发,有3,460多万只家禽被扑杀(Baoxu,2007),25人被感染,16人死亡(Alexander,2007)。但是,考虑到H5N1病毒对公共健康具有的潜在威胁之大,目标不仅是控制而应当是消灭。关于提高家禽对疾病的抵抗力红色原鸡(Gallusgallusgallus)原是一个树栖的物种(Arshad等,2001),被认为是家鸡(Gallusgallusdomesticus)的直接祖先(Hillel等,2003)。红色原鸡是在现地研究中发现的,自然群居,群体规模比较小,平均每群规模为5只(Collias等,1967)。虽然人类第一次驯养红色原鸡始于8000年前(Romanov,2001),但是,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内,以前还没有发现一种动物源性人畜共患的疾病被确定与鸡有联系(Pearce-Duvet,2006)–一直到了20世纪时,人类对鸡的驯养条件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的趋势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实行大规模、集约化的限制饲养;为了改善生产性状,进行遗传操纵。现在,家鸡(Gallusgallusdomesticus)已经成为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动物性来源。目前,通过遗传和饲料操纵使培育出来的鸡品种生长速度比其祖先增长了6倍(Duncan,2001),而蛋鸡的产蛋能力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红色原鸡大约1个月才产1枚蛋,而现代的蛋鸡几乎每天就可以产1枚蛋(Romanov,2001)。虽然现代鸡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也为生产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这种高生产能力和高生产效率也给鸡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严重的影响了鸡的健康状态和动物福利,特别是对鸡的免疫功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由于大量的蛋白质和能量被鸡转移用于进行代谢合成活动,如用于生产鸡蛋和鸡的胸肉。其结果,极大的损害了包括淋巴组织等免疫器官在内的内脏器官的发育(Norris等,2000)。因此,生长速度加快、生产能力提高的鸡可以表现出,对疾病的的抵抗力降低,对疾病的易感性增加(Rauw等,1998),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Yunis等,2001),抗体产生不能达到最为有效的水平(Gross等,1988)。实际上,在大规模、工厂化的生产方式中,鸡在一生中都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欧洲委员会的科学委员会在其关于肉鸡动物福利问题的报告中说,其“最重要的建议”是,“在种鸡的繁殖指标中,应当对健康变量给予相当高的优先。如果必要,可以牺牲为了提高生长速度和饲料转化率的选择压力。”(Ecscahaw,2000)。但是,在美国,生长速度还在继续加快(Walker等,2004)。此外,全世界家禽的绝大部分种群都是由少数几个大育种公司提供的。截至到2000年为止,全世界家禽种禽的95%是由4个火鸡育种公司、5个蛋鸡育种公司和5个肉鸡育种公司提供的(Thorp等,2000)。从发展的趋势看,不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在全世界,就有可能只由三个主要的家禽育种公司提供种禽(Decuypere等,2003)。这种育种公司的大规模合并可能既有积极的影响,也会产生负面的后果。大的育种公司应当优先选择具有较强免疫力的品种,在三或四年中,一方面,应当用提高抗病能力的品种替代全世界的大部分家禽群。另一方面,将来对种禽的选择应当在相同的速度下,把选择重点放在对免疫功能或动物福利有不良影响的生产性状上(Thorp等,2000),从而提高家禽对疾病的抵抗力。另外一个潜在的缺点是,如果只由少数几个大的育种公司为全世界提供生产用的种禽,就会大大增加全世界家禽的遗传单一性。这本身就可能会提高全世界家禽群对疾病的易感性(Parker,2002)。总的来说,生物多样性可以使大多数的病原体媒介动物对疾病传播的影响得到稀释,降低病原体的传播机会,而病原体在贮主之间进行水平传播可以引起病原体发生有效的变异(Logiudice等,2003)。相比之下,对畜禽品种多样性的损害可以使动物的遗传基础缩小,而遗传基础的“鲁棒性”(robustness)对于动物适应气候的变化或防止疾病的发生等都可能是必不可少的(Simianer,2005)。(编译者注:“鲁棒性”的英文为robustness。其主要的意思为强健,强大,茁壮,健全,旺盛,坚强,坚定等。在这里主要是指遗传基础的稳定性,而稳定、强盛的遗传基础有助于动物适应气候的变化和提高动物对疾病发生的抵抗力。在一些文献资料中,多将“robustness”音译为“鲁棒性”。)生物多样性本身就是生物安全。即使是毒力最强的疾病病原体一般也不会杀死所有的感染个体。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存在自然、先天的遗传变异。在野生的条件下,自然选择可以将这种对疾病抵抗力素质变异的优势传递给下一代。实际上,多样性可以有助于确保某些个体会在未来的疾病和攻击中存活下来。而对动物的生产特性进行人工选择,由于近亲繁殖非自然地提高产蛋量、加快生长速度和改变胴体的肥瘦肉分布,以及由于降低可能对现存的和不可预见的疾病威胁抵抗力安全保障的遗传多样性等,都可以破坏动物的这种重要的能力。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报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全世界有约1000个畜禽品种–约占全世界牛和家禽品种的六分之一–已经消失。据估计,全世界的畜禽品种还在以每一周或两周消失一个的速度继续走向灭绝。FAO认为,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具有高生产能力的种用畜禽是对农场动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因为这将会稀释或者完全取代当地的本土品种,而本土的品种一般都具有比较强的抗病能力(FAO,2004)。例如,美国的肉用种鸡大量出口,已经遍布到世界各地(FAO,2004),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肉鸡饲养的主要品种。但是,有报告称,美国的家禽业已经开始从中国引进当地的鸡品系,以增加鸡的遗传多样性,希望借此增强美国家禽群的免疫力和疾病抵抗力。中国鸡的抗病能力强是由于没有受到像美国鸡那样沉重的选择育种压力(Holland,1998)。显然,随着H5N1病毒的出现,鸡的前途与命运已经无可回避地与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紧密地捆在了一起。因此,提高家禽对疾病的抵抗力必须被视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从方方面面为提高家禽对疾病的抵抗力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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